仁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思想。孔子说“仁者爱人”，但是他留下来的话都是片段的语录，并没有系统的发挥。孟子发挥了他的学说，孟子讲“四端”：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”他认为不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，有了恻隐之心，才会有仁心。从恻隐之心推而广之，就是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这就是儒家的仁德。那么，什么是恻隐之心呢？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中说：“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，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”小孩子快要掉落于井中，赶紧去救，不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，不是要别人称赞我，不是因为讨厌孩子的哭声，而是一种不计外在功利，不论一时利害的“不忍人之心”，这就是儒家的“仁爱”，是“仁者爱人”的开端。

　　联系到现实生活，看到别人的不幸遭际，仁者应该有恻隐之心，不掺杂功利的计较和考虑，伸手相助。这当然是很好的，是我们传统文化十分优秀的东西，不仅应该继承，还应该坚决地发扬光大。现在社会上出现，老人摔倒没人扶、不敢扶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大家失去了起码的恻隐之心。

　　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反思，孔孟讲的仁者爱人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呢？是人性的本能，是人作为自然之子所具有的原始的朴素的本能的情感和行为。《本草纲目·禽部》载：“慈乌：此鸟初生，母哺六十日，长则反哺六十日。”鸟兽都有恻隐之心。但是单凭这种恻隐之心生发出来的仁爱，我们今天就不能不认识到它的局限性。这种感性的本能的仁爱之心，还需要提升到一个理性思考的层面上。孟子也进一步谈到要推广，要“思”，“思”有理性的含义，这很好，但孟子讲得很简单。

　　西方人讲的“博爱”和中国的“仁爱”相似而又有区别。经过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，西方提出了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口号。这种博爱是人和人平等前提下的博爱。其实，博爱思想的最初来源是基督教教义，基督教教义认为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——注意，这里要把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教会区分开，教会是主张统治人的头脑的。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，从思想上批判了、推翻了基督教会的专制统治，但还是继承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好的东西，比如人人平等的思想。后来的思想家去掉了神权思想，认为人人生来平等。这样，西方的博爱就是一种从人人平等这一点出发而表现的感情和道德。

　　再进一步分析。西方的博爱从人人平等出发，中国的恻隐之心从本能触发，对中国人来说，因为从本能触发，不可能不受亲情的支配。所以，中国的仁爱是差等之爱，爱有亲疏远近之别。西方的博爱讲人人平等，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，都应该互相尊重，这是无差等之爱，是一种理性反思的结果。

　　《论语·子路》第十八章载：叶公语孔子曰：“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”孔子曰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，子为父隐，父为子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孔子认为父亲偷了别人的羊，儿子不能告发。为什么？北宋经学家邢昺为此做详细的解释：“子苟有过，父为隐之，则慈也；父苟有过，子为隐之，则孝也，孝慈则忠，忠则直也，故曰：‘直在其中矣。’”对中国人而言，从亲情出发的孝慈才是更重要的。这种思想有助于维护伦理秩序，从而可以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社会秩序奠定基础，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一面。但是在当今我们的法治时代，这种没有底线的仁爱思想，就成为实行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障碍。

　　西方人的无差等之爱可以自然地转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一个人，不论是谁，凡是触犯法律准绳，影响到别的人尊严，侵犯了人家的基本权利，就是父亲，也不能包庇和原谅。这是一个底线。只要不过这个底线，可以有一定的差等之爱。差等之爱是自然的，应该承认。西方人也有差等之爱。但是，差等之爱是有一定限度的。违反了基本人权，就不能因亲情而包庇。把差等之爱扩大成无限制的原则，法治就难以建立起来。当代社会，中国在法治文明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，但是仍然需要学习和借鉴，尤其是要从哲学思想的高度，认识到这些源自文化意识深层的障碍性因素。

　　从哲学角度分析，中国人讲“天人合一”，西方人讲“主客二分”。“天人合一”主张人和天，和自然融合在一起，这个境界很高远，但是是原始的、朴素的。中国人不重人我之分，不重区分人和我，不重区分人和物。中国的仁者爱人，也是“天人合一”的自然延伸。把我和外面的世界合而为一，所以对他人的不幸遭际，感同身受。万物一体，人我不分，他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，这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，在情感上也很容易打动人，但这只是起步。由于把外面的自然和人看成原始地是一体的，所以中国人缺乏主体意识，不会想着去认识自然，把握自然，征服自然。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多次提到，中国人对自然的科学研究不感兴趣。中国的“天人合一”，也阻碍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，造成了皇权和专制思想的泛滥。而西方人的“主客二分”，则使得他们高扬主体，积极面对客体，认识客体，从而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现代化。

　　但是西方近代的“主客二分”，同时也暗含着它的缺陷。法国犹太裔的哲学家列文纳斯专门写了有关尊重他人的著作，批评西方传统文化，认为西方极度膨胀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成为自我专制主义。这种思想和他的处境有关，因为他是犹太人，这个民族被边缘化，他有民族的心理背景。但是他批判西方的严重的个人主义，严重的人类中心主义，这是对的。他主张，人应该尊重自我，但是不能因为我的自我，而把别人的自我抹杀了，变成专制，应该强调“人人都有自我”。这个我就是独立的人格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以为，中国的“仁者爱人”，必须加上现代的平等观念，必须加上对他人人格和他人的“自我”的尊重，这样的中国文化一定有光明的前途。